1979年6月1日，陈云在上海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这句话，后来改变了几亿中国家庭的命运。
001
1979年6月1日，上海。
陈云已经七十四岁了。他站在地图前，看了很久。那张图上标着全国各地的粮食产区和人口密度，红蓝线条交错，像一张绷紧的网。
他转过身，对在场的当地负责人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很轻，但屋里所有人都愣住了。空气像被抽走一样，没人敢接话。
陈云说的是：准被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
他说话的时候，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那两下不重，但站在对面的人后来回忆，说那两下像敲在自己心口上。
断子绝孙。这四个字从这位老革命嘴里说出来，分量太重了。
陈云是什么人？中共八大元老，长期主持财经工作，一辈子管着国家的钱袋子和粮袋子。他说话向来谨慎，从不讲过头话。能让他说出这么决绝的话，一定是看到什么让人睡不着觉的东西。
那一年，中国刚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邓小平说要搞四个现代化，报纸上天天喊口号，老百姓听得热血沸腾。
但陈云看到的，是另一组数字。
全国农村有一亿几千万人口粮不足。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六十多元。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年收入在四十元以下。很多地方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种子都留不够，来年拿什么种地？
陈云管了几十年经济，他最清楚一个道理：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那几年，他反复讲这句话。在中央会议上讲，在财经工作会议上讲，跟邓小平讲，跟李先念讲。他说，粮食问题不解决，四个现代化就是空中楼阁。
可粮食从哪里来？耕地就那么多，从1957年到1977年，二十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三亿，耕地面积却减少了一亿六千万亩。人多了三亿，粮食人均占有量反而下降了。
陈云看着这些数字，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算过一笔账：如果人口继续这么增长下去，到2000年，中国得有十三四亿人。这么多张嘴，拿什么喂？
所以1979年6月1日那天，他在上海说了那句话。
他不是在骂人，是在骂命。
002
就在陈云说那句话的时候，北京有个搞火箭的人，也在算另一笔账。
这个人叫宋健，是七机部二院的专家，搞导弹的。
1978年，宋健出访芬兰，从欧洲学者那里学到了一套新东西——用数学模型预测人口变化。他的本行是计算导弹飞行弹道，导弹在天上飞，轨迹是一条抛物线。人口增长在图表上画出来，也是一条曲线。
宋健觉得，两者的计算逻辑是相通的。
他回国后，把资料交给同事李广元，两个人一起算了几个月。
那时候计算机还是稀罕物件，七机部二院有一台，算是宝贝。李广元把人口数据输进去，参数一代，指令一下，机器嗡嗡响了一阵，吐出长长的纸带。
算出来的结果，把两个人都吓住了。
如果每个妇女生育三个孩子，到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2.6亿。
四十二点六亿。
这是什么概念？那时候全世界人口才四十多亿。光一个中国，就要超过整个地球。
如果生育率降到二点几，也就是每对夫妇生两个多点，到2080年，人口也会达到二十多亿。
唯一能让人口稳定的，是生育率降到二以下。也就是平均每对夫妇生不到两个孩子。
李广元看着那些数字，手都在抖。他做了十几年导弹计算，从没算过这么吓人的东西。
这份报告通过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推荐给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然后转报中央政治局。
1978年11月，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李广元也去参加了。会上都是搞了一辈子人口研究的专家，他是半路出家的计算机工程师。
有个山西学者叫梁中堂，问他：你的人口数字是怎么算的？
李广元笑了笑：用计算机算的。把参数往里一代，给个指令，不到一个小时，就能算出今后一百年的人口。
在那个年代，计算机还是稀罕物件。能用计算机算出来的东西，天然带着一层“科学”的光环。很多人信这个。
宋健后来升任国务委员，他的人口研究成果，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
但梁中堂不服气。他从1978年开始就质疑“一胎化”政策，写了很多文章，提了很多建议。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一直到1985年，国家才特批他在山西翼城县搞“二胎”试点。
那已经是后话了。
003
197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份文件，编号69号。
这份文件里有一句话：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请注意措辞：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后面那半句，给老百姓留了余地。一家生两个，还在允许范围内。
可这句话的寿命很短。到了1979年底，“最多两个”就悄悄消失了。
变化是从1979年1月开始的。
那一年，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在成都召开。主持会议的是陈慕华，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这个位置很关键，计划生育的具体政策，很大程度上要经过她的手。
陈慕华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鼓励一胎”。她还提了一个要求：在全国性计划生育法律颁布之前，各省先行制定地方条例。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央还没出台正式法规，地方先把规矩立起来。
各省接到指示，动作很快。
到1979年底，全国29个省区市里，27个已经出台了本省的计划生育条例。条例里明确规定，要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控制生育。
什么叫经济手段？就是罚款。超生要交钱，叫“社会抚养费”，那时候还不叫这个名，但意思一样。
什么叫行政手段？就是单位管。你在哪个厂、哪个公社、哪个机关工作，超生了，评先进没你份，分房子往后排，提干别想。
什么叫法律手段？就是强制。有些地方规定，超生要做绝育手术。当然，各地执行力度不一样，但方向是一致的。
1979年6月，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这是总理在全国人大上讲的话，等于是最高层定了调子。
同年10月，邓小平会见英国客人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得很直接：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一点：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
战略任务。这四个字分量很重。不是一般的工作，是战略。
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在成都又开了一次会。这次会议的定调更加明确：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上来。
你看，从年初到年底，政策的措辞已经从“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变成了“只生一个”。
变化就是这么快。
004
但政策归政策，执行起来没那么简单。
1980年，情况又有了新变化。
这一年，胡耀邦当选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赵紫阳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新一代领导人走上前台。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希望中央下发正式文件，把“一胎化”政策确定下来。可胡耀邦和赵紫阳对这事有顾虑。
据当时接近决策层的人回忆，胡耀邦怀疑“一胎化”的可行性。他问过身边的人：一家只生一个，将来谁养活老人？谁当兵打仗？
赵紫阳则更进一步，明确表示过反对意见。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计划生育应该搞，但不能一刀切，农村和城市不一样，汉族和少数民族不一样，不能用一个尺子量所有人。
这让陈慕华很着急。
她是主管这项工作的，政策推不下去，她没法交代。而且她手里有宋健他们算出来的那些数字，四十二点六亿，那个数字像一把刀，悬在头顶。
1980年6月13日，陈慕华给陈云写信。信里没说太多，但她是在试探态度，寻求支持。
陈云回复得很快。
他在信里说：你引的我去年讲的话没有错，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
注意这句话：第一位的工作，第二位的问题。意思是，先解决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往后放。
第二天一早，陈云又补了一封信。
他在信里说：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规划，这个问题与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
一样重。三个字，把计划生育提到了和经济建设同等的高度。
有了陈云的明确支持，事情就好办了。
005
1980年3月到5月，中央办公厅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
参会的有六十多人，什么人都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医学专家、计生干部、还有几个管统计的。座谈会开了整整三个月，讨论了很多问题。
会不会影响孩子智力？有人担心，一家只生一个，孩子没有兄弟姐妹，会不会性格孤僻？会不会被惯坏？
会不会造成“四二一”家庭结构？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人，一个孩子，将来谁养老人？
这个政策执行多长时间合适？三十年？五十年？还是一直执行下去？
会上争论很激烈。
有人主张坚决执行，说人口问题不解决，什么都搞不成。有人主张缓一缓，说农村需要劳动力，一家只生一个，将来地谁种？
还有人提出，能不能在城市搞一胎，在农村搞二胎？或者先在试点搞，看看效果再说？
但最后，多数人还是倾向于严格一点。
理由是：人口基数太大，稍微松一点口子，就收不住了。如果每对夫妇生两个，也要好几十年才能稳住人口。如果生一点五个，可能四五十年能稳住。如果只生一个，三十年就能见效。
三十年。这个数字被写进了后来的文件。
1980年9月25日，那封著名的《公开信》正式发表。
信的标题很长：《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信里说，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留了一个口子，三十年。
这既是一份政策确认书，也是一份带有期限的承诺。
006
公开信发表后，各地开始动起来。
宣传铺天盖地。墙上刷标语：只生一个好。广播里天天放：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报纸上连篇累牍：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奖励也跟上来了。独生子女父母每月发几块钱补贴，农村分宅基地多分一份，城市分房子优先考虑。有些单位还规定，独生子女看病不要钱，上学不要钱。
但执行起来，没那么简单。
农村最难。农民的想法很朴素：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一家只有一个娃，万一养不活怎么办？万一是个闺女，将来谁顶门立户？
计生干部下乡，经常被围住质问。有人问：你们城里人吃商品粮，老了有退休金，我们农村人老了谁管？
有人问：一家只生一个，将来两个年轻人养四个老人，养得活吗？
有人问：你们说的三十年，三十年以后政策变了，我们这辈子不就白生了？
这些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政策还得执行。各地使出了浑身解数。
有的地方搞“一刀切”，规定二胎必须间隔几年，没到间隔就怀上的，强制引流。有的地方搞“株连”，超生了，全家不分地，不分粮，不给孩子上户口。
最极端的，是1983年开始的“大突击”。
那一年，全国搞计划生育宣传月，各地组织工作队下乡，挨家挨户做工作。有些地方为了完成指标，搞强制结扎、强制引流。手段粗暴，闹出不少事。
梁中堂在山西翼城县搞的那个“二胎”试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特批的。
1985年，国家计生委同意他在翼城搞试点，允许农村夫妇生二胎，但有条件：必须间隔够年头，必须保证优生优育。
这个试点搞了很多年，效果还不错。但只是试点，没推广。
007
1982年，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
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第四十九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从此，计划生育成了基本国策，有了最高的法律依据。
那几年，政策执行越来越严。
1984年，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提出“开小口、堵大口”的思路。意思是，适当放宽农村二胎政策，但严格堵住多胎。有些省份开始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
但整体上，还是“一胎化”为主。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了一个决定，明确提出：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必须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对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实行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这九个字，把计划生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几年，各地都把计划生育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完不成指标的，一票否决。评先进没你份，提拔别想，严重了还要处分。
压力层层传导，一直传到最基层。村干部为了完成指标，什么招都用上了。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某村超生户躲出去生孩子，村干部带人把家里的房子扒了。人回来一看，家没了，抱着孩子哭。
这种故事，当年不是个例。
008
三十多年过去了。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2021年，三孩政策放开。
那封公开信里说的“三十年”，最终变成了三十五年。
回头看那段历史，很多人会问：当时有没有别的选择？
梁中堂当年就提出过不同意见。他认为，与其搞“一胎化”，不如搞“晚婚晚育加间隔”。让年轻人晚点结婚，婚后晚点生孩子，生完一胎间隔几年再生二胎。这样既能控制人口，又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问题。
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980年那些开座谈会的人，也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他们讨论过城市一胎农村二胎的方案，讨论过只生一个但不强制的方案，讨论过用经济手段调节的方案。
但最后，还是选了最严的那个。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太穷了，太急了，太怕了。
陈云说“将来不得了”，不是吓唬人。他管了几十年财经，他知道粮食从哪里来，也知道锅里有多少米。锅里只有那么多米，人多了，就得有人饿肚子。
宋健算出来的42.6亿，也不是吓唬人。那是数学模型算出来的，逻辑上没问题。如果人口真涨到那个数，别说吃饭，站都站不下。
所以那代人做了那个选择。
他们知道自己会被骂。陈云说“准被人家骂断子绝孙”，他知道这四个字的分量。但他还是说了，还是做了。
他不是不怕骂，是怕将来更糟。
009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时代来临。
消息公布那天，很多计生干部松了一口气。他们干了半辈子，终于等到政策松绑的那一天。
但也有很多人五味杂陈。那些年被强制结扎的妇女，那些被罚款罚得倾家荡产的家庭，那些因为超生丢了工作的人，他们等这个政策，等了太多年。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2021年，三孩政策放开。
政策彻底转向了。
当年那封公开信里说，三十年以后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这话兑现了，只是晚了五年。
2021年，中国人口净增48万，创下1962年以来新低。2022年，人口开始负增长。
一个时代结束了。
010
上海那座楼还在。陈云当年站过的那个房间，后来成了办公室，又成了会议室，现在不知道是什么。
那张地图早就换了。红蓝线条还在，但数字不一样了。人口十四亿，粮食产量六亿多吨，跟当年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1979年6月1日那天，陈云说的那句话，后来被写进很多书里。
准被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
有人说他冷酷，有人说他决绝，有人说他没给老百姓留余地。
但也有人替他说话：他是在那个时代，用那个时代的方式，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
陈云那一代人，从战火里走出来，经历过饥荒，见过饿死人。他们最怕的，就是粮食不够吃。
所以他们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现在回头看，那些数字是真的，那些焦虑是真的，那些苦难也是真的。
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它弯弯曲曲，起起伏伏，有时候走对了，有时候走错了，但总得往前走。
2023年，陈云诞辰一百一十八周年。上海那座楼前，有人献了一束花。
花是白色的，不大，静静地靠在墙根。
路过的人看了一眼，继续往前走。
他们中很多人不知道，七十多年前，有个老人站在楼里，说过一句让他们不用生那么多孩子的话。
那句话，改变了几亿中国家庭的命运。
参考资料：
《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中国人口出版社
中央档案馆编：《计划生育工作重要文献汇编》，内部资料
《宋健科技文集》，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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